作者/贾阳 诗欣

影视界见识到了墨菲定律的厉害，总有更坏的消息在战战兢兢中传来。

如今回过头去看，2014年“三马入华谊”成了影视行业与资本最后的狂欢。2016年，证监会卡死影视游戏等行业的跨界定增。2017年，影视公司全年只有3家公司成功IPO. 到了2018年，影视公司的A股IPO数为零，一大批上市公司股价断崖式下坠，创始人、大股东多年经营一朝被“扫地出门”。

在这个大背景下，伴随着影视行业资本热潮的明星资本化潮流，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紧缩中。尽管此前监管一再叫停上市公司对明星公司的高溢价并购案，市场仍前赴后继，“一旦成功就能双赢”的利益驱动始终滚烫。然而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新风向，直接掐灭了这股原始驱动力。

引领这波风潮的华谊兄弟，头一个见证了明星资本化黄金时代的终结。想要再复制一个冯小刚和东阳美拉，已经不再具备市场和政策环境。而今日晚间，范冰冰一季度减持唐德影视、退出前十大股东席位的消息则更令影视行业感受到，艺人行业还在去泡沫、立规矩，“倒春寒”还没过。

行业人士还抱着哪些别样的希冀？

华谊与明星资本化：用剑者死于剑

华谊兄弟在中国娱乐产业的资本化方面，一直扮演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

在2009年上市之前，华谊向众多艺人明星、导演配售原始股，IPO令一众明星共襄盛宴，冯小刚、张纪中、黄晓明等摇身一变成亿万富翁，冯小刚套现2亿多元。从此，影视公司用股权激励、绑定明星成为资本市场常态，这是明星资本化的1.0时期。

而近年来，华谊兄弟已经没有新闻。

华谊被困在多元化、去电影化的战略中，被困在媒体与行业对其不务正业、玩弄资本、商誉风险高企的批评中。每次财报季，关于华谊的报道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努力重回主业的华谊，功败垂成，竟然应了媒体对其预测最糟糕的一种。

4月27日，华谊兄弟2018年报披露，当年实现营业收入38.91亿元，同比下降1.40%；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10.93亿元，同比下降231.97%；扣非净利润11.81亿元，同比下降1001.40%。这是华谊兄弟2009年A股上市以来首次亏损，核心原因是“重点电影项目的票房失利和商誉减值”。

10.93亿的亏损额中，商誉减值金额就占到9.73亿元。而商誉减值项目中，常升影视（张国立）、东阳美拉（冯小刚）合计减值额度就达到5.44亿元，占比过半。

高溢价购买明星（艺人、导演）公司，曾是华谊得意的资本运作经验，一方面简单便捷拉高上市公司市值，另一方面，“现金+股权”的支付方式既能让导演、艺人将个人IP变现，也将他们与上市公司绑定更深。这是华谊上市后针对明星资本化的新玩法，暂且谓之2.0版本。

华谊2013年并购常升影视70%股权，在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赌中，张国立没有尝到身价暴增的滋味，却成了四处揽活补偿业绩的“杨白劳”，华谊则继续喜笑颜开，决定将这一策略推广复制。

为这桩交易做媒的冯小刚则在资本化道路上与华谊不断成就彼此。2015年11月，华谊兄弟又以10.5亿元高溢价收购冯小刚的“空壳”公司东阳美拉70%股权，其中10.35亿元一次性交付给冯小刚。当时东阳美拉仅成立两个月，总资产仅1.36万元、净资产为负，该次收购溢价率达10万倍。

同年，华谊以7.56亿元收购李晨、Angelababy、冯绍峰等明星持股的东阳浩瀚，当时这家公司成立仅一天。

这两家以“人”为资产的公司，交易价值几乎全额计入了上市公司商誉，急剧推高了商誉风险。如今，商誉的灰犀牛虽迟但至，东阳常升与东阳美拉的商誉减值在2018年分别给华谊贡献了2.42亿与3.02亿元的亏损。

绑定冯小刚、拉高市值的另一面，“冯小刚依赖”成为去年华谊股价坠崖时的最大推力。王中军在急跌后的告投资者书中，甚至用了超长的篇幅专门反驳这一点。

导演艺人们也不好过。根据对赌协议，东阳美拉2018年业绩目标为1.32亿元，但由于“手机2”风波等的影响，实际远未达到业绩目标，冯小刚对上市公司赔付了6821.11万元业绩补偿款。东阳浩瀚也未达成业绩目标，郑恺需向华谊支付1962.58万元业绩补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