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4年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杨颜和白永祥闯入黄章的家，一呆就呆了一个通宵。

在那之后，黄章重新出现在许久未来的办公室，“魅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时，我一定会出现。如果魅族不在了，我也不想在了”。

在那之前，黄章过了好些年的潇洒日子。在家的时候，他喜欢看电影、听歌、种菜、喝酒，偶尔带着家人坐游艇出去玩玩，但也几乎没有出过广东省。

“我回来就是来搞股票的，用股票这个东西，可以让食堂的阿姨也买得起房”，在春节后的那个内部会议上，黄章这么说。

后来魅族在他的主导下，终于进行了更市场化的改革。

理想主义者黄章重出江湖的这一年，手机市场又多了一位他的同类：刘作虎。

对于刘作虎而言，这一年的空气里都洋溢着胜利的气息。

一加手机的开端堪称完美。2014年5月28日，一加手机发布了第一代手机，“不讲究”的口号充满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各大国际媒体对它不吝赞美之词，唯恐错过一匹黑马。

刘作虎当时最大的恐慌，源于担心供不应求。一开始一加只准备了20万台手机，结果发现市场需求旺盛，于是临时又追加了一百万台的订单。

那一年，刘作虎自己都觉得一加实在太牛了。“好像每个海外媒体评价你很好，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好，甚至有很多老外跑来要求主动加入，不要薪水的那种，只要给他基本的生活保证就好了”。

图：一加手机CEO刘作虎

当刘作虎“抱怨”海外简历看不过来的时候，黄章正在面对的问题却是高管流失。

他曾经认为高薪就可以留住人，让大家好好在魅族干活，并拥有不错的生活，即便是魅族原副总裁、UI 设计总监马麟带着一部分总监和高级经理跳槽加盟乐视，他也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不妥。

直到白永祥也跟他摊牌了离开的意愿——这位前MP3 工程师在2002年与黄章一起建立了魅族—— 那一刻他才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或许魅族长期的家族式运营，保留所有股票在自己手里的做法，已经很难换取大家的信任和坚持了。

思来想去，黄章决定，忍痛拿出20%的股票和期权，分给公司员工和高管。见到公司保洁阿姨他都忍不住说：“我要去搞股票了，今年除了年终奖还会有股票，以后你买房子的时候就靠它了。”

可惜的是，那次内部会议之后没几天，他又说身体不适，不再在公司出现了。

当时李楠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在重新调整了架构以后，他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还找了沈南鹏、郭广昌、周鸿祎、还有王坚，最终帮魅族谈下了5.9亿美元的融资。

图：魅族科技前CMO兼公司高级副总裁李楠

然而，李楠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作为魅族拉到拯救危难之中融资的功臣，却在四年后被黄章以一句“亏钱的费财”奚落，并最终不欢而散。

四年后，2019年7月，李楠已经几乎不再出现在自己的个人办公室，这个场所变成了大家开会的临时会议室。

再谈到魅族的时候，他说“或许魅族还有机会，直营、零售、连锁加多品牌，再或者是细分的手机市场，但的确都不在主流了，这个没有办法”。

02

刘作虎开始变得焦虑，事情正在往他始料未及的方向变化。

2015年的一加2手机出现了和前一部手机截然不同的市场反应。一开始，刘作虎想借着一加1的发布乘胜追击，在2015年发布了两款手机、两个系统还有一个耳机，甚至在线下开了45家体验店。

他太焦虑了，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年“厂商纷纷脱裤子竞争，搞得这个行业赚钱都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

连一向偏安于珠海的魅族也在接受阿里巴巴投资后开始发力市场推广，推出机海战术，销量也从440万台一跃超过2000万台。

于是，那段时间，每天结束加班后开车回家的路上，都是刘作虎最焦虑的时刻，他不断地想：到底一加出了什么问题？跟着厂商进行快速迭代和竞争并没有给一加换来美誉，他也不确定，这好几亿的亏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赢回来？

同样焦虑的感觉也包围着罗永浩。

价格战打了整整一年多。2016年夏天，罗永浩觉得非常煎熬，在和CTO 钱晨吃散伙饭之前，他已经密集见了一波投资人，但收效甚微。

钱晨回忆，那次吃完饭，罗永浩很羡慕地说，你可以退休了，但我还要继续坚持。

席间，一个投资人来了电话，决定给锤子一笔钱。罗永浩的眼里忽然又重燃光芒，觉得似乎一切还有转机。

那段时间，罗永浩还找了各种借口去上海出差，为了见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