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出去看看，你才能知道你和大城市里的那些人差距有多大。

这是今年4月初，我在值机时，和一位罗振宇狂热粉丝之间对话中的一句。

作为一个对罗振宇并不感冒的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将在往后的几个月里，见证着他关于暴风、锤子、ofo等一系列商业模式预测的失败，这还不包括此前被他吓出一身冷汗的拼多多。

而在那趟原定于7点10分飞往北京的航班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因素晚点的三个多小时里，我和这位罗粉之间的关系还算和谐，毕竟，我们一同见证了焦躁的旅客频频徘徊于洗手间和便利店的玻璃橱窗之外。

去年的一场节目里，窦文涛讲过一个数据，说机场的航班每滞留10分钟，零售店的销售额会随之上涨16%，那期节目是讨论书的，主题叫做“读什么书成什么人”。

倘若这个数据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不计算边际效益的递减，那场延误的小小风波中，我第一次好奇旅客多消费的那288%里，属于图书的份额会有多少。

统计数据之外的世界里，尽管缺乏相应的研究支撑，但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十米见方的机场书店里，留给人文社科类书籍的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着，取而代之的，则是品质良莠不齐的管理学秘籍和成功法则。

在那航班延误促成的“心灵之旅”中，摆在书店外陈列架最显眼位置的书，是瑞·达利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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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在脱口秀大会里讲过一个段子，中午在单位里午休，玩个手游，结果听到旁边同事手机里传来罗振宇的声音：

“你这个时间来听我讲课，过几年，你就会和身边那些睡觉玩手机的傻子们不一样。”

对于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费解：“你帮别人学习就帮别人学习，骂我干什么？”

某种难以理解的逻辑背后，这一建立于矛盾之中的焦虑贩卖，正在日渐成为“成功学大师”们的宣传主流，因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成功课程来说，社会矛盾的对立，正是一切焦虑赖以存在的土壤。

比“我过得不好”这件事更刺激人的，永远是“别人过的比我好”。

这种以构建矛盾为主题的表达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罗振宇等“第三代成功学大师”们阐述观点的策略，例如下面这句著名的论述：

“有的人生活在晚上十点，因为他留在昨天；有的人生活在凌晨两点，他必将迎接未来。同样是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就是区别。”

在那之外，借助于这一表达手段，新时代的成功学也终于得以脱离过往历史的束缚，展现出了更多层次的价值侵略。

过去的六十五年里，源于戴尔·卡耐基的成功学曾经三次向世人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仅仅是在那本家喻户晓的《人性的弱点》里，卡耐基的初衷还是借助于心理学和沟通技巧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让人们更加自信，从容的应付社交、工作和生活。

这种乐观向上的知识曾经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美国总统肯尼迪称赞他“让无数人明白了积极生活的真正意义”，《纽约时报》说的更肉麻，称他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而这位影响了全世界的男人，其理论仅在去世十二年之后，就已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浪潮中变得面目全非。

在著名的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这样向他的信徒们分享自己的经历：“25岁我在台湾成立陈安之研究训练机构时，每个月赚新台币一万元，办公室非常小，公司没有影印机，每天吃炸酱面及白吐司连续一整年。”

“短短2年半之内，我开的车子从标致405到奔驰S600，到2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一过程，靠的就是他引以为傲的“陈安之成功学”。

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开放的大环境下，伴随着陈安之“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员”涌入南方的的广东和深圳，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经验，他们大多选择了和人生导师一样的起点：销售。这也为后来的南派传销奠定了基础。

历史之外，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陈安之的学说取得了成功，我们无从得知。

唯一可以参考的是，那句著名的“发疯论”被作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改编进了2017年上映的电影《熊出没之奇幻空间》中，而被导演安排喊出这句话的，则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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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卡耐基以来，三代成功学的导师们都曾经赋予过成功学不同形态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