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华为往事：干得越好的人越没钱！

作者：张建国

1996 年 1 月, 任正非要求市场部所有的办事处主任给公司提交两个报告:一个是辞职报告, 表明如果我的能力不能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了,我愿意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更加优秀的人继续往前冲、继续前进。另一个报告是表明,如果公司继续让我担任这个职务的话,我要怎么样改进, 以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 1990 年加入华为,在华为的工号是“025 号”，2000 年时是以华为首任主管人力资源副总裁的身份离开华为的。我去华为时,华为只有二十多人,到我离开时,华为已经有 2 万多人了。

我亲身经历、参与了华为的大发展时期,作为《华为基本法》课题组的执行负责人,参与了《华为基本法》从起草到正式成稿的整个过程,见证了华为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化建设从顶层设计到落地的全过程。当然, 我既是华为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结合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思考,大致回顾一下我在华为的经历以及记忆比较深刻的几件事。

一、爱讲故事的任老板

我们那一代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毕业分配到哪里就一生都在那里工作,这就是所谓的 “铁饭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遇到了改变的机会。为什么很多人去深圳呢?因为吃饭不需要粮票,而且不需要户口及档案。只要去了有工作、有钱就可以吃饭,所以深圳成了一片热土,我只身去往深圳。

1990 年 4 月,我从深圳火车站坐了 3 小时的车到华为面试,当时华为是在深圳的南油A区 16 栋 8 楼办公,是一栋住宅楼,办公面积一共 50 多平方米。那时候都是任正非亲自面试,但那天他没在,我就在那里等着。4 月的深圳很热, 他回来以后说:“你等一会儿，我冲个凉。” 冲完凉后出来,然后就给我面试。我曾是大学老师,本科学习自动化专业,研究生学习的是通讯,曾获有奖项,那时候研究生比较少。任老板看完我的材料说:“不错,你上班吧!”

当时我没有奢望有多么好的待遇, 想着到华为有饭吃就行了。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住在工厂里面。前面是厂房, 后面就是宿舍——一个大通间里划了十几个“小格子”,里面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窗户。

其实,任正非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华为的基因。当时华为条件艰苦,大家吃喝在一起。当时华为的厂房是这样的: 一进门有一个小食堂,中间是工作区, 里面是库房及宿舍。厂房里没空调,员工干活儿时都光着膀子。因为深圳天气热,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冲凉,然后再去吃晚饭。经常大家吃完晚饭后,任总穿着短袖短裤也踱过来,大家自然地就搬把小凳子围坐在一块儿,听他讲故事。他是军人出身, 喜欢讲战争故事,上甘岭战役是怎么胜利的啊,朝鲜战争是怎么打的,等等。他讲得很激情投入,我们听得也是热血沸腾的,听完之后,感觉一天劳动的疲乏被赶走了。

任正非特别善于激发、鼓励员工, 经常给员工讲一些励志故事,比如讲他崇拜的人是谁、对他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记得他当时说他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能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 一个人必须忍受巨大的挫折与委屈,才有可能成功;另外一位是京剧《沙家浜》里面开茶馆的阿庆嫂,因为她的客户意识最好,“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给客户服务的最好。他通过这些故事来启发我们提高服务意识。

二 、“英雄儿女上前线”

后来,华为号召“英雄儿女上前线”, 去开拓市场,我就要求去做销售,只身前往福建做华为驻福建办事处主任。说是福建办事处,其实就是住在村里面。办事人员一年不能回家,只有陪非常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才能回总部。公司给办事人员发了一张银行卡,每个月我们到银行里去提钱, 用于销售费用和生活费用。

那时候华为的产品还进不了城市。由于竞争对手都是大公司,如西门子、北方电讯、摩托罗拉、阿尔卡特,华为只能到农村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 的策略,做县级市场。我在福建时到各个县里去跑市场,经常左手拿着装有备板和衣服的包,右手拿着幻灯机。那时候还没有投影仪、电脑,我拿着幻灯机、卡片、公司介绍、设备介绍,把客人请到宾馆,用幻灯机一张一张给客户放公司和产品的介绍。

每次出门跑市场都要用上半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再回到住的地方,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怎么办?我拿起电话给其他办事处的人打电话,打半个小时以后心里面就平静了。每当公司有领导过来拜访客户,我最高兴的事情是跑到他入住的宾馆里去说说话、洗个澡。很早的时候任正非就给我们讲理想,他说终有一天我们的收入会超过香港人。那时候我们的待遇一个月是 300 元,香港人一个月收入人均约 1 万港元,我们就想怎么可能超过呢!后来真超过了。任老板说:“你们以后一定会很有钱,就发愁怎么在阳台上晒钱了。”

（1993年，陪同任正非考察日本松下公司）